最高法院《关于执行〈刑事诉讼法〉若干问题的解释（征求意见稿）

“这是比法律更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规定。”河北一位司法人员甚至用“盼望”二字表达对司法解释的期待。

《财经》记者获悉，截至7月底，最高检察院修订的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》和公安部修订的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》已完成初稿；《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》等配套解释性文件正由司法部和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修订。

此外，法律援助和刑罚执行等与刑诉法相关的内容，也正由司法部修订之中；最高法院《关于执行〈刑事诉讼法〉若干问题的解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下称《解释稿》）亦在向全国法院系统征求意见，9月中旬结束。该司法解释将于年底前正式发布，与刑诉法同步实施。

公安部此次修订的初稿，汇总了自1996年以来出台的相关文件，原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》总计355条，现增至397条，内容变化不大；最高检察院原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》共计468条，现增至688条；最高法院原“解释”总计367条，现增至560条。

各部门在司法解释上条数的大幅增加，一方面反映了自1996年第一次修订刑诉法之后，刑事诉讼环境的渐次复杂；另一方面则反映出，中国刑事诉讼立法技术在原地踏步。

“如果此次刑事诉讼法修订能够更具可操作性，也不会出现司法解释越来越密集的现象。”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韩嘉毅说。

其中，最高法院7月31日发布在法院内网上的《解释稿》虽注明“内部资料”，但随后的传播使之成为半公开状态。《解释稿》中关于辩护人、诉讼代理人的处罚条款，引发大量争议。律师界不少人认为，相关条款是“二次立法”，是在“扩权”。

8月26日至29日，最高法院在京召开了专家论证会，就《解释稿》征求意见。与会者从解释理念、具体规定以及文字表述等方面，提出了修改完善意见。

接近最高法院研究室的人士透露，最高法院已经关注到相关质疑，在小范围内也有讨论。上述论证会即为确保《解释稿》能够符合立法精神。目前内部征求意见截止时间已近，最高法院将扩大征求意见的范围。届时，最高法院将汇总有关专家、各级法院的意见和建议，“对《解释稿》进行完善和调整”。而《解释稿》最终稿还要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（下称法工委），也要与最高检察院、公安部以及司法部和全国律协协调。

在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看来：“此次刑诉释法在社会上引发强烈争议，除了明显的‘扩权’条款外，根源在于司法解释主体资格不清，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界限不明，《立法法》未能得到有效执行。”

“扩权”嫌疑

《解释稿》第250条第二款规定：“辩护人、诉讼代理人严重违反法庭秩序，被强行带出法庭或者被处以罚款、拘留的，人民法院可以禁止其在六个月以上一年以内以辩护人、诉讼代理人身份出席法庭参与诉讼；辩护人、诉讼代理人是律师的，还可以建议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停止执业、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等处罚。”

陈光中认为，这是该司法解释“扩权”最为明显的地方，超出了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权限。

韩嘉毅表示，该条款与《立法法》和《律师法》相悖，一旦通过，将成为司法解释越位法律的案例。

京衡律师集团主任陈有西也表示，一旦该条款通过，“从事刑事辩护业务的一些律师将会退出，至少我会退出这类业务。这将加剧刑事案件辩护率持续走低和辩护质量大减的局面。”

韩嘉毅亦认为，这将大大挫伤刑事案件律师出庭辩护的积极性，降低辩护质量。

导致律师界如此反应的一个背景是，近期在广西省北海市、贵阳市小河区等地的法庭上，都出现律师团与法官的“对抗事件”。最高法院的《解释稿》被认为过于偏向法官一面。

一位曾参加小河法院案件庭审的人士认为，全国律协、司法部也可以帮助律师实现《律师法》所赋予的权利，可以出台有关规范性文件来矫正受到的不公平待遇，“但是依据这种规范性文件，律师能与司法机关对抗吗？如果将主体反过来，律师不执行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，后果会是什么呢？”

一些地方法院从事刑事审判工作的法官在接受《财经》记者采访时认为，近年来，庭审控辩对抗、法官与律师之间对抗加剧，很多案件出现了审判人员无法维持庭审局面的情况，《解释稿》明确和加大审判人员对庭审的控制力，有利于维护正常的司法秩序。他们表示，律师“扰乱法庭秩序，寻求舆论支持”的方式并不一定能给当事人带来最佳的辩护效果和结果。

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军不久前曾分析了个中原因。他指出，个别律师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事实证明，法官驾驭庭审的能力不高，原因之一是，法官在观念与实际操作中仍带有纠问式色彩，不能适应抗辩式庭审；原因之二是，审判长不是相对独立的。

但也有地方法院审判人员担心，如何把握《解释稿》所设定的度，是一个值得检验的问题。比如对何谓“严重”的把握：“什么是‘严重’？这种模糊用词需要量化，不能完全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。”

除了对第250条的争议，《解释稿》中关于回避、发回重审、扰乱法庭秩序的主体范围、法官处罚权的范围和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等问题，亦产生争议。

《解释稿》第31条规定：“不属于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、第二十九条规定情形的回避申请，由法庭当庭驳回，并不得申请复议。”

“《解释稿》将决定回避与否的权力直接交给了主审法官，并不得复议。”全国律协刑委会的一位委员认为，这扩大了行使回避决定权的主体范围。按照刑诉法，决定是否适用回避的权力由法院院长或者审判委员会行使。

《解释稿》第250条第一款第二条规定，法庭审理过程中“未经许可录音、录像、摄影和通过邮件、博客、微博客等方式报道庭审活动的，可以没收录音、录像、摄影等器材或者存储介质。”

全国律协刑委会的上述委员认为，“法庭审理过程中”与“庭审中”不同，其范围可以扩展到从开庭始到判决终的整个过程，这无疑让新媒体对审判的监督失去了作用；其二，根据刑诉法，法官的权力包括“训诫”等，但并未规定法官有“没收”财产的权力，这“无疑又是一种对法官权力的创设”。